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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政常识

皮村北漂族:盒饭六块、房租四百五、工资两千

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北京报道 4月24日,下午五点,在北京皮村村口的环形路,白色七人座面包车、大型深红色厢式货车、运着废旧纸板的三轮车、快递车交替穿行通过。

20分钟后,公交车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公交车一到站,十几个拿着人字梯、提着各色布袋的中年男人或妇女,一股脑从车上涌下来,然后分散成三三两两的人群,操着陕西话、河南话等方言谈论着走向村口。

走进皮村大门,右侧是一条绵延数百米的商业街。来往的行人,横跨道路的电线,左右穿行的外卖车以及一字排开的面馆、理发店、百货店等,把整个空间切的七零八落。空中每隔几分钟轰鸣划过的飞机,提醒着你,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镇。

这个2809188平米的北京城中村,有超过10000名背井离乡的务工人员,快递员、工地小工、房屋装修师傅……皮村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,是一张荒诞而又真实的网,狠狠的钳住了他们每一个人。

对于曾经意外走红的范雨素而言,皮村是北京最便宜的租住地,是一个终将要离开的地方。

对于月光族诗人胡小海而言,皮村是魔岩三杰张楚的介绍地,最后意外的变成了人生的避难所。

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沈金花而言,皮村是理想的试验田,疫情期间的生源流失危机终将是15年学校经营风风雨雨的一部分。

因2017年4月一篇《我是范雨素》而意外走红的育儿嫂范雨素,在两年后更换了她的职业,成为了一名临时工。

在她的小说里,她说人生是颗菜籽命,落到肥处是棵菜,落到瘦处是根苔。苔长大了是草,草长大了是竹。

走红后的三年里,她依旧租住在北京皮村一个月六百租金、不到十平米的出租房内,经常吃着六块钱一份的盒饭。走在皮村的路上,不会有陌生人认出她,租住的院子里,只有房东知道她出名的经历。曾经获得的六七块奖状也早就被塞在储物柜里,不曾翻出。

她说:“我一直都认为这种事是天上掉的,我都这个年龄了,也不把它当回事。两个女儿也一直觉得我只是她们的妈妈,是个普通人,身上有很多的缺点。妈妈之前对此事倒挺高兴的,因为湖北老家小镇很多人都认识我,知道我出名了。”

2019年,她结束了自己十多年的育儿嫂工作,开始在北京顺义区做小时工,负责打扫卫生,为此每天需要乘坐近一小时的公交车从皮村到公司。她说,改变是为了能有更多时间看书写字。

她从未和同事或雇主提起过成名往事。她说:“按照农村的说法,你到什么地方就做什么事。干活的时候,就想着怎么把地擦的更干净,怎么把孩子带的更好,别的都不提。聊天也是这样,见什么人说什么话,跟意大利的汉学家聊天时就聊意大利文学、聊深奥的文学,和皮村文学小组成员聊天时就聊的简单些。”

三年前,走红后的几个月里,出版公司签约与活动邀请纷至沓来,范雨素均选择了拒绝。她认为:“人付出多少就收入多少,自己不想付出,也不想得到。现在的工资足以支撑家庭的生活,大女儿已工作,小女儿在上高中。如果未来有多余的钱留给两个女儿就给她们,没有就不给,自己也不会觉得难受、愧疚。”

“90年代来北京时,租住在北京东三环,后来房租越来越贵,就慢慢往外迁,最后就到了东五环外的皮村。住比皮村更好的地方我也没有钱,在北京也找不到比皮村更便宜的地方了”,范雨素向经济观察报介绍。

她认为,皮村和老家的小镇有点像。“就像老家的一个小镇被空投在北京的周边。村里的理发店、百货店物价都跟老家小镇上差不多,来来往往的打工的人也和老家一样。和自己一样被动活着的人也很多,比如一起租房的邻居,年级轻轻的,没结婚,每天都在打工,可是连结婚需要的彩礼钱也挣不出来,每天也在忙忙碌碌的生活”,范雨素表示。

她说:“在皮村,如果你想去国家图书馆或首都图书馆,坐上地铁就能到,在老家就做不到;在皮村,你一天能穿越很多空间,去国贸、世贸天街走一走,你能看到另一个衣冠楚楚的世界;在皮村,人际关系是一种大城市的人际关系,人和人之间基本没有来往,都在各自忙各自的工作。”

停留十几秒后,她说:“我一直习惯一个人呆着,即使女儿们成家,也不会和她们住。湖北老家也回不去了,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。现在中国很多农村都没有人了,最终可能找一个人员稀少的村子住着,这一辈子就完了吧。”

“如果没有以前那样的经历,你难以想象现在一个大小伙子每个月工资2000多块钱,在北京能够干嘛?不如去死了算了。”

2003年,15岁的胡小海经过短暂的职业学校培训,便从家乡河南商丘出发南下,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。他回忆说道:“其实刚出来工作第一年反而觉得新鲜,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也不知道累,也不会去抱怨,觉得打工就得这样。”

他开始觉得工厂生活不是正常人该过的生活——每天固定上下班,机器一般做同样的事,人心都是绝望的,连聊天都没法聊,悲欢离合也没有人去关注,真的太压抑了。每个月工资下来,随便花一花也就没了,周围人也都是月光族,连过年都要掏信用卡买票回家。

他选择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辞职来逃避,现实却又一次次逼迫他返回工厂。“没办法一直不工作,迫于生活又没技术,就一直处在抵抗又抵抗不了的状态。”

从2003年至2016年,深圳服装厂、郑州富士康、苏州电子厂等30余个工厂见证了胡小海从15岁成长至29岁的轨迹。直到现在,他仍厌恶那段时光:“我很怀念那时的青春,但毫不怀念那时的工作,那时感觉心都碎了。”

“因为在工厂里感觉很绝望,就慢慢地开始听歌,听摇滚乐,像崔健、汪峰、许巍、张楚。再然后,就在各种车间里的发货单 、工序手册上写诗,以前根本没写诗的概念,就觉得自己一肚子憋屈话,想发牢骚”,胡小海表示,因为没人和他交流摇滚音乐,便开始在微博上给李志、许巍等摇滚歌手发消息。

2016年,一次偶然的机会,张楚回了他的微博消息,双方慢慢也就成了朋友。经张楚介绍,胡小海认识了新工人乐团的许多,这也让他第一次认识到北京皮村这个地方。

2016年底,他背着自己唯一的红色行囊包,踏上了北漂路,成为了皮村超万名外来务工者之一。最开始,他靠着打零工过活。“也不想进工厂,没钱时就出门做着做一天结一天工钱的工作,比如给节目当观众鼓掌之类的,一天就四十块钱左右,刚好够吃饭和来回地铁费用”,胡小海表示。

2017年4月,他开始在皮村旁的一家同心互惠商店工作,主要负责售卖二手衣服。他向记者介绍,自己一个人负责不足60平米的店铺,每周休息一天,休息日加班能多拿100元,每月底薪2000多元,有一定的销售提成,工资最高时能拿到3000元左右。“衬衫是6块、毛衣8块,一天卖三十件左右,虽然总有人想搞搞价,也都能理解。”

这成为了胡小海此后三年的工作常态,这也是他工作历史中最长的一份工作。对于这份工作,他说自己很满意。

”工资虽然低,但我觉得活的有尊严,工作时间自由,没有以往那么压抑,下班后还能和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如范姐(范雨素)聊聊写诗。商店包吃住,工资省着花,相比以前的月光族,现在一个月多多少少还能存一点,自己本身也不是很奢侈的人。没技术、没啥能耐,就只能这样一直活着呗,反正比工厂生活好”,胡小海向经济观察报表示。

他说:“老家邻居、亲戚觉得我很失败,其实,我也感觉自己特失败。30几岁,没钱、没地位、没媳妇,家乡同龄人中,混得最不好的应该就是我了。在老家的观念中,混的再不好也应该娶个媳妇过个清贫日子,兄弟姐妹中,就自己没结婚了。”

对于失败本身,他不以为意。他用父亲的例子为例解释道,失败归失败,能活着就很好。父亲也曾打工几十年,也没赚到什么钱,现在依旧在打工、干农活。

今年过年期间,他帮父亲除蒜地里的草,一天下来,已经累的腰酸腿疼,不想再做。他说:“干农活你不行,虽然现在老家县城发展也挺好,但你也不会做生意,也没技术、没资本,整个县城就没你的位置,又没结婚娶媳妇,连乞丐都不如。”

“我是被时代列车甩出来的、失败的一类人,而皮村,就是我们这类人的避难所。别看皮村和老家县城环境差不多,它即使再烂,起码你坐上公交、挤下地铁,一个多小时能到天安门,它的坐标依旧是北京,这是老家绝大多数人没到过的地方,我还能在这里找到工作”,胡小海感叹道。

回顾过往33年,他觉得自己离成功总是差了点运气。“年轻人活着不是就靠运气吗?就和上一辈种麦子、种蒜一样,辛辛苦苦一年,如果那年行情不好,可能到头来连工夫钱可能都赚不回来。“

他后悔自己当初踏上了那趟南行列车。“以前老说自己不后悔,但现在到了这个年纪,想法慢慢多了起来,觉得自己搞东搞西都是虚的,不知道到底想搞啥,心里空空的好像什么都没有,青春也就这样没了。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吧”。

入夜时,他最喜欢一个人走出六人住的宿舍,到皮村的马路上、公园里漫无目的转,转累了就回出租屋直接睡觉。

对于当下疫情期的日子,他说自己很喜欢:“现在好像全世界都停下来了,我们这类人反而更好苟且。因为如果其他人都忙忙碌碌,你却停下来,就显得你这个人特怪。”

“我是一个没有太多计划的人,虽然一直娶不到媳妇也不是个事,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,反正就走一步算一步,你说能咋办?有时候也麻木了。我们不过是扛着自己的坟墓,到处跑、到处流浪,哪一天流浪不动了,就完蛋了呗。其实挺可悲的!哎,但没办法,每个人都这样活着”,胡小海表示。

“熬住,活下来,等开学了,老师们都能在,是我们当下的目标”,4月27日,沈金花在朋友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。

2005年,刚大学毕业的她,和同为北京工友之家的志愿者们共同创办了皮村同心实验学校,自己担任学校校长,学校招生主要面向皮村的打工者子女。15年校长期间,她经历过学校险些被取缔,也经历过学生总数近900人。只是这次,她没想到,疫情会对学校冲击这么大。

幼儿园三个年级,年前44人,现在只剩下不到15人;小学六个年级,年前140余人,现在只剩下90余人,是她面临的最直接冲击。

4月初,当学校准备进行新课讲授与教科书发放时,决定先收一批费用。她说:“其实,进入4月,学校的运营也就有点撑不住了。虽然学校房租还没到缴纳时间(一年一交),压力不会那么直接,但此前学校存有资金仅够发放老师生活补贴到4月。”

对于先收费多少,学校内部有过讨论,为此,学校也在4月初对学生家长进行了两次调研。只是,调研结果不容乐观——半数以上家长反馈的是没有复工、没有收入。“当时,这让我们也很纠结,学校持续运营下去很难,打工家庭的家长也非常难,因为学生家长们做临时工的比较多,比如装修、保洁等,但在疫情阶段,他们的工作基本都停了,也没其他的工作机会”,沈金花表示。

为此,她选择了折中的办法:“每个学生按200元/月的标准缴纳学费,包括2月中旬—5月底的教学,一共先缴纳700元,这部分费用将作为老师的生活费,等待正式开学收齐学费后(2800元/学期),再将教师的工资补齐。我们算了算,这样的方法能撑到5月底,那时,也差不多能正式开学。”

“先是一年级,年前还有28人,缴费的只有13人,还有两位家长说刚从老家回北京,没钱,想让孩子先上学,后缴纳费用,而剩余的家长则说今年不回北京了,因此孩子也就在老家上学。小学部其他年级也基本是这样,幼儿园学生流失更是严重,总体上学生流失了1/4以上”,沈金花表示。

“2018年开始的北京疏解政策对我们影响很大。学生家长的工作,大多数是工厂工人、做小买卖、装修工、保洁人员这4类,因为疏解政策,很多做木门、厨具、有机玻璃的工厂开始往北京周边省市疏解,家长的工作机会也就外迁了,所以只能带着小朋友回老家”,沈金花表示。

她向记者列了一组数据,2019年的上半年学生数(幼儿园加小学)在240人左右,2019下半年只有200人左右,2020年4月报道的学生只有120余人。“现在走在村子里,都很少见到小朋友,这在以前是基本不可能的事”,沈金花感叹道。

在学校门口旁的垃圾站点,沈金花通过和来往扔垃圾的工友聊天了解到,越来越多的工友选择在这个春天离开北京,尽管他们返回北京还不足两月。问及原因,工友的反馈是,没活干,房租、吃饭等生活成本又太高,没办法继续呆下去,只能回老家。

“学校一个小朋友的家长,一个人带着孩子北漂,好不容易在年前找了家餐馆当服务员,一月能有两三千,因为疫情餐馆也关门,年前工资也没有结,只能带着小朋友搬到一个更便宜的房子,450元/月。现在,她每天会在一些软件上刷视频和签到,这样一天能刷出两个馒头的钱。听她说完后,我也挺难受的,但确实,这就是我们底层的人在疫情下面临的最直接的影响”,沈金花表示。

因为学校预收费用有限,当下幼儿园人员经费七成需要学校自己筹备,后勤、厨房、门房以及沈金花自己的工资都要自筹。

现在,每个周末,沈金花会和其他老师去学校门口的同心互惠公益服装店,帮忙做衣服的线上售卖,商店除去自有店员工资成本后,能有20%的提成返还给他们。同时,部分企业捐赠的用于支持学校老师教育经费的农产品,他们也在朋友圈售卖。“其实疫情下,其他幼儿园也面临同样的挑战,同行中还有幼儿园园长带着老师们做包子、卖包子,我们比他们幸运一点。”

对于学校的未来,她依旧充满信心。她说:“学校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,期间每每遇到困难时都会有很多的人来帮助,对于生活的难,我们这种生活在底层的人,更经常面对。”

当前,学校的运营依旧处于灰色地带。她说:“其实,学校运营一直处于灰色地带,2005年建校时,就去做过学校的审批申请,但当时已经被驳回了,后面也一直没通过。因为现在办学校的标准更高了,类似的审批通过的口也一直没有开。希望学校能一直能运营下去。”

“因为在北京,能看到以及和其他的学校交流到更多对于教育的一些经验和想法,我们觉得,一些好的教育实践课程,比如项目制、劳动实践,不应该只是有钱的孩子去上很好的学校才能学,只要你有这样的教育想法,然后对老师进行培训,哪怕老师只是依葫芦画瓢,对小孩子的教育也会有很好的促益。在这场生活在底层的儿童教育自救行动中,我们觉得可以为孩子们努力做到更多探索”,沈金花表示。